慕先贤之风,铸师德之魂

作者:2023/04/28 10:59

孔子:善待盲人和狗

孔子去世以后,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、道德、遭遇,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。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。在待人接物方面,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,言行适度,举动文雅,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。例如,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,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,然后自己才退出来。吃着饭的时候,不和别人交谈;临睡之前,不高谈阔论。孔子既注重礼貌,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。他很富有同情心。本来孔子好唱歌,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,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。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,他不曾吃饱过。他看见盲人、穿孝服的人,即使对方年轻,也一定站起来;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。一天,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,孔子赶紧迎上去。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,孔子就告诉他:“这是台阶”。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,孔子就告诉他:“这是席子”。等乐师坐下以后,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,说:“某某坐在这里,某某坐在那里”。送走乐师以后,学生子张便问道:“这样不是太麻烦吗?”孔子回答说:“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”。有一次马棚失火,孔子赶紧问:“伤着人了吗?”并不问伤没伤马。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,进了监狱。孔子并没有嫌弃他,认为“他虽然进了监狱,但并不是他的罪过”,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孔子也很爱惜动物。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,便叫子贡给埋起来。他对子贡说:“我听说,破帐子别扔,好埋马;破车盖儿别扔,好埋狗。我连车盖儿也没有,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,别叫他脑袋露着啊!”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。对于朋友之情,他很珍惜,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。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。原壤是鲁国人,孔子早年的朋友,为人狂放,不拘礼节,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。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,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。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,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,便坚决地去做,百折不挠。他说:“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,这就是没有勇气”。他还提出“当仁不让于师”。


蔡元培:称新生为“先生”

1916年冬季,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。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,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,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,看见学校门口,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。原来,这是学校的规矩,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,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:“您请。”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,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,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,不住地说道:“谢谢诸位,大家辛苦了!”工友们见此情景,非常感动,纷纷赞叹道:“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!”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,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。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,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,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,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,不能不令人佩服。当时,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,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。报到那天,天空晴朗,气候宜人,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,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。谁知一进大门,就看见一张公告:凡新生来校报到,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(北平)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,才能予以注册。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,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,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。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,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。信中写道:“我不远千里而来,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,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。不料还未入学,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,未免令我大失所望。我坚决表示,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,我就坚决退学。”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。信发出去以后,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,本来嘛,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,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,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?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,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。于是,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,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。谁曾想,过了几天,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,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,打开一看,见开头写着“元材先生”(即马兆北先生),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,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:“弟元材谨启”,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,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急忙观看全文,只见信中写道:“查德国各大学,本无保证书制度,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,要改变制度,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。在未决定前,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,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。”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,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,独断专行,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,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,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。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。马兆北看完信以后,心情很不平静;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,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,真是令人刻骨铭心,难以忘怀。后来,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:“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。”

 

梅贻琦:不苟取分文

1931年冬,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,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,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。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,按旧例,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,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。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“特权”,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;自己付电话费;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;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,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。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,从不讲究吃饭,处处精打细算。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、公函等,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,见证着他廉洁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。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,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,民众生活极其贫困。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,也是困苦不堪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,从教不辍,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。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,抱定了“科教救国”的信念。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:“抗日战争期间,身为大学校长和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,经常吃白饭拌辣椒,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,全家人就很满意了。”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。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-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,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。于是,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有的绣围巾,有的做帽子,也有的做食品。梅夫人视力不好,就与人合作,以七成大米、三成糯米,加上白糖做成米糕,取名为“定胜糕”,隐含“一定胜利”之意。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“冠生园”寄卖,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,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,但还是被人知道了。于是,梅夫人挎篮卖“定胜糕”的事流传得很远。

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,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。据韩咏华回忆: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,他去世后打开一看,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,一笔一笔清清楚楚,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。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,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,却能一生紧守原则,出淤泥而不染,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。正像林公侠所说:“他在母校十几年,虽然清华基金雄厚,竟不苟取分文,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,真是圣人的行为。只这一点,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。”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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