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：善待盲人和狗
孔子去世以后，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、道德、遭遇，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。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。在待人接物方面，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，言行适度，举动文雅，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。例如，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，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，然后自己才退出来。吃着饭的时候，不和别人交谈；临睡之前，不高谈阔论。孔子既注重礼貌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。他很富有同情心。本来孔子好唱歌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，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。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，他不曾吃饱过。他看见盲人、穿孝服的人，即使对方年轻，也一定站起来；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。一天，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，孔子赶紧迎上去。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，孔子就告诉他：“这是台阶”。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，孔子就告诉他：“这是席子”。等乐师坐下以后，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，说：“某某坐在这里，某某坐在那里”。送走乐师以后，学生子张便问道：“这样不是太麻烦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”。有一次马棚失火，孔子赶紧问：“伤着人了吗？”并不问伤没伤马。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，进了监狱。孔子并没有嫌弃他，认为“他虽然进了监狱，但并不是他的罪过”，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孔子也很爱惜动物。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，便叫子贡给埋起来。他对子贡说：“我听说，破帐子别扔，好埋马；破车盖儿别扔，好埋狗。我连车盖儿也没有，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，别叫他脑袋露着啊！”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。对于朋友之情，他很珍惜，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。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。原壤是鲁国人，孔子早年的朋友，为人狂放，不拘礼节，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。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，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。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，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，便坚决地去做，百折不挠。他说：“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，这就是没有勇气”。他还提出“当仁不让于师”。
蔡元培：称新生为“先生”
1916年冬季，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。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，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，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，看见学校门口，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。原来，这是学校的规矩，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，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：“您请。”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，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，不住地说道：“谢谢诸位，大家辛苦了！”工友们见此情景，非常感动，纷纷赞叹道：“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！”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，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。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，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，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，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，不能不令人佩服。当时，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，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。报到那天，天空晴朗，气候宜人，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，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。谁知一进大门，就看见一张公告：凡新生来校报到，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(北平)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，才能予以注册。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，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，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。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，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。信中写道：“我不远千里而来，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，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。不料还未入学，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，未免令我大失所望。我坚决表示，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，我就坚决退学。”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。信发出去以后，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，本来嘛，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，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？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，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。于是，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，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。谁曾想，过了几天，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，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，打开一看，见开头写着“元材先生”(即马兆北先生)，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，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：“弟元材谨启”，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，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急忙观看全文，只见信中写道：“查德国各大学，本无保证书制度，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，要改变制度，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。在未决定前，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，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。”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，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，独断专行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，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。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。马兆北看完信以后，心情很不平静；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，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，真是令人刻骨铭心，难以忘怀。后来，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：“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。”
梅贻琦：不苟取分文
1931年冬，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，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，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。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，按旧例，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，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。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“特权”，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；自己付电话费；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；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，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。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，从不讲究吃饭，处处精打细算。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、公函等，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，见证着他廉洁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。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，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，民众生活极其贫困。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，也是困苦不堪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，从教不辍，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。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，抱定了“科教救国”的信念。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：“抗日战争期间，身为大学校长和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，经常吃白饭拌辣椒，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，全家人就很满意了。”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。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-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，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。于是，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有的绣围巾，有的做帽子，也有的做食品。梅夫人视力不好，就与人合作，以七成大米、三成糯米，加上白糖做成米糕，取名为“定胜糕”，隐含“一定胜利”之意。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“冠生园”寄卖，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，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，但还是被人知道了。于是，梅夫人挎篮卖“定胜糕”的事流传得很远。
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，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。据韩咏华回忆：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，他去世后打开一看，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，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。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，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，却能一生紧守原则，出淤泥而不染，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。正像林公侠所说：“他在母校十几年，虽然清华基金雄厚，竟不苟取分文，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，真是圣人的行为。只这一点，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。”
